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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没有什么比“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更能生动地体现出处于强势地位的精英们,是如何借“改革”的名义来疯狂敛聚钱财、无耻践踏劳苦大众权益的事例了。医疗和教育,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发展权；这两个行业是“产业化”的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两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这两个底线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穷人受教育权利不容剥夺》的文章,呼吁社会关注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的情况。然而,从那以后,教育产业化一直甚嚣尘上,浊浪排天。无数人间惨剧发生了,无数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被大学拒之门外。时下在一片“盛世”的赞誉声中,我却时时感到绝望。并非我天生多愁善感,也并非我在目前的社会中缺乏竞争力,而是因为我看到：不受监督的特权与贪婪野蛮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疯狂、无耻地压榨人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异化改革被假以神圣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而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正是这种异化改革的极端产物。在我看来,鼓吹这两个“产业化”的人实在是恶毒--"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剥夺了人们的发展权；“医疗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的生存权。因此,我呼吁每一位尚有良心的同胞,和我一起反击祸国殃民“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把它们和它们的吹鼓手们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　　一、当喜讯变成噩耗　　催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是两件刚发生不久的事。第一件是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的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该片讲述的是陕西榆林一位农民景统仕可悲遭遇：生活贫困的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今年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而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居然没有盖下来。７月１４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电视上景艳梅流着眼泪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现在这些充斥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凑巧,当我从书房出来喝水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握着茶杯呆站在电视机前,屏住呼吸把这个节目看完。沉痛？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愤？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悲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压抑,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暗,为什么使我艰于呼吸视听。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求生的中国劳动人民总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点、辛苦点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子女读书、成材--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光荣传统。女儿考上大学,这本应该是全家弹冠相庆、奔走相告的喜讯,然而在极度扭曲的“教育产业化”之下,这喜讯却变成了吃人的魔鬼,变成了噩耗。　　假如景统仕的遭遇还离我太遥远,还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话,那么二○○三年六月份发生的另一桩惨剧则如同在我身边炸响的一声惊雷。在我们所对口的一个国有企业--××厂,由于经营困难,从二○○二年下半年至今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　　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当下中国工人、农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丧尽天良的“精英”们压迫、掠夺、践踏而无可奈何的事实。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东北到西南,类似的惨剧处处可见,时时发生。无数贫穷而善良的人们,被教育产业化这把大刀夺去了欢乐、财富甚至生命。可以说,"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下岗失业一起,成为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二、当改革变成掠夺　　曾几何时,我们以“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这样字眼来形容改革开放。是啊,改革开放使我们挣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消除了吓人的政治压力,解放了生产力,使得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的改革我们怎么能不拥护、不赞颂呢？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们感到改革渐渐地变了味,先是官倒现象,再是腐败蔓延,接下来就是来势汹汹的下岗失业大潮和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而眼前,最为摩登的改革弄潮儿就是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产业化”。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且不去追究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究竟哪些是类似于“包产到户”那样,是人民群众所热烈盼望几十年的；仅仅是这些“改革”措施出台、实施速度之快,就令人叹为观止。在我们这个养活了四、五千万官僚的国家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一向十分低下,公文旅行、文山会海、拖拖拉拉,对此老百姓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政策速度实施之快,实在让人能够彻底改变对我国行政效率的看法--先是几个“院士”、“专家”出来论证说“教育是投资,教育是产业”,"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家长应当支付教育费用”；接着就是主管教育的官员们表示“要与国际接轨”,"教育产业化势在必行”。还没有等人反应过来,甚至还没有弄懂“教育产业化”是个什么意思,就看到学费扶摇直上九千里。“教育产业化”的从提出到实施,真可谓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我并非冥顽不化、抱残守缺之人,对“与国际接轨”并不反对,对“产业化”也并不是一棍子打死。是呀,不必拘泥于陈腐教条,只要能够证明对国家、社会、人民有好处,管它姓社姓资,什么古今中外的经验都可以借鉴。然而,让我看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教育产业化”绕来绕去,最后绕到暴涨的学费去了？为什么“医疗产业化”绕来绕去,最后绕到暴涨的医疗费去了？毛主席曾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造反有理。”而今,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改成这样：“产业化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涨价有理？”　　钱,固然一分不能少的。在暴涨的学费面前,绝大多数家长、学生们表现出的是无奈。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再苦、再累、再穷,他们都认了,可是决不能因此断送了孩子的前程。于是小康人家,只好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温饱人家,只好砸锅卖铁甚至卖血卖淫供孩子上学；贫困人家,只好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借高利贷；而借贷无门的,要么忍痛放弃上学的机会,沦为千百万打工苦力中的一员,要么,就象本文开头两个例子里一样家破人亡！　　在这占了人口９０% 以上的小康、温饱、贫困人家为“教育产业化”而愁云密布之时,确有少数人笑逐颜开,齐声说产业化好,产业化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产业化好的有两种人：一种是靠教育产业化大发横财的“专家”、“教授”、“院士”们；另一种则是智商不高,却钱包鼓鼓想进大学镀金的纨绔子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钱多,人傻”之辈。就这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劳动人民被高昂的学费压迫得喘不上气,而一小部分不论黑白“先富起来的人”却笑得合不拢嘴,成了“教育产业化”的真正受益者,正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　　假如说这些纨绔子弟仅仅是“人傻”,事情倒还好办。问题是这些人有的虽然在学习上显得很弱智,但在吃喝嫖赌、欺男霸女、打架斗殴等事情上却往往精于此道。由于有钱,在这个充斥着拜金主义的社会里,他们什么都可以办得到--假如六门功课考２００多分都可以靠钱来圆“大学梦”,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靠钱做不到呢？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假如大学校园充斥了这种害群之马,我们的大学生们与这些纨绔子弟朝夕相处,将会对他们人格的形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无须多说,"教育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宰你没商量”。特别是高等教育,简直是如狼似虎,对莘莘学子和含辛茹苦的家长张开血盆大口漫天要价。某些精英们更是理直气壮,他们说什么“高等教育就是教育消费中的‘高档消费’,自然是优质优价。”看看,在这些寡廉鲜耻的精英眼中,上大学就象打高尔夫球、吃满汉全席、住总统套房、坐劳斯莱斯一样属于“高档消费”,那么,狠狠宰你一把,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教育产业化”鼓吹者,除了急着发财的教育界少数人外,还有一些是明白标榜“经济学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随着近些年知识分子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这些人越来越养尊处优,渐渐习惯了眼睛朝上不朝下,周围接触的不是大官就是大款,真正做到了“往来无白丁”。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在课堂上问学生--"北京的公交车还是那么拥挤吗？我很多年没有坐过了”--一付小人得志的嘴脸。这种“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们,他们怎么可能对普通百姓的艰辛、痛苦放在心上？确实,这帮人没有良心,在这帮人那里,一会产生出“一产业化就灵”的奇谈,一会又产生出“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怪论。反正他们就是盯着权势者的脸色说话,权势者喜欢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这种人我们应当怎么称呼他们？对,犬儒。当然,作为犬儒,他们的眼睛除了盯着权势者之外,还盯着老百姓的钱袋。通货紧缩了,这帮人想不出别的高招,也想不到通货紧缩、消费低迷是因为老百姓的贫穷和对未来越来越没信心,于是乎这帮没有良心的人想到了教育产业化--利用中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强行把钱从老百姓腰包里掏出来。可悲的是,能够对施政者产生影响的,恰恰是这帮人……呜呼！假如有一天我能拥有足够的权力,一定要把这些“精英”们开膛破肚,看看他们究竟长的是人的心肠还是狼心狗肺？！　　就这样,一些把教育视为摇钱树的教育界人士,还有一些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成为“教育产业化”这一恶政的始作俑者。他们与急于摆脱国家财政负担和消费紧缩困境的昏聩官吏们一拍即合,形成了一个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神圣家族”。这个只占全国人口１０% 不到的神圣家族,把教育产业化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于是乎贪婪、不公、腐败、欺诈……　　这是一个血肉之躯筑成的金字塔。在这座金字塔的顶端,正襟危坐着垄断权力、垄断财富和垄断真理的神圣家族,这个家族用权力敛聚财富,用财富购买真理,又用真理给自己权力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往下,是依附、寄生于这个神圣家族的政治娼妓和犬儒,他们靠出卖良心、尊严来换取神圣家族赏赐给他们的残羹剩饭。金字塔的第三层是富裕阶层,他们不得不接受神圣家族的敲诈,以换取神圣家族对他们财富的庇佑,并依靠这种庇佑进一步变得富裕。第四层是小康和温饱阶层,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却又终日提心吊胆、惊恐不安地挣扎,生怕自己掉到社会的底层。而这座金字塔的最下层是任人宰割的劳苦大众。　　为什么本来被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改革逐渐被人民所怀疑、抵制？为什么给人民带来实惠的改革会催生出“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这样的畸形儿？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都是精英专政,人民群众一直都是被排除在决策体制之外的。人民群众始终不能成为真正决策者,只有跟着精英屁股后面转,不是充当牺牲品,就是充当垫脚石。有时,精英们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得不做秀来取悦于人民,并许下种种诺言。一旦权力稳固,什么诺言都抛到九霄云外。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理。“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啊！社会无止境地分成各色人等,这些人心胸狭窄、心地不良、粗鲁平庸之辈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这些人正因为互相采取暧昧的猜疑的态度而被自己的统治者一律--虽然形式有所不同--视为特予恩准的存在物。甚至他们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而另一方面,是那些统治者本人,他们的身价与他们的人数则成反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页）　　三、当学费成为壁垒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中,另一个主要角色赵磊,为了筹足高额的学费,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挣二十块钱。当记者问他打小工挣学费有多大难度,赵磊回答说：“难度有一个山的高度那么大,大学一般下来需要四万到五万。就是贫困学生,不花钱的学生四万到五万。像我们家的话,四年能提供上个八九千就顶多了,四万多跟八九千都是天文数字。”　　是的,天文数字。以赵磊每天打小工挣二十块钱计算,他需要不吃不喝不休息地干上六年才能攒够上大学的钱。尽管我们某些饱食俸禄的官员一再许诺“决不会让一个学生因为没有钱而上不起大学”,然而事实给予了这种貌似庄严的承诺狠狠一记耳光：据调查,仅四川成都附近一个小小县级市德阳,二○○一年就有２０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因家贫凑不出数千元学费而不得不弃学。还有那些因为交不起学费屡屡发生的自杀事件的殉难者,难道这些人都是傻子？德阳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如果推而广之,那么全国每年面临弃学困境的贫困学生恐怕要数以万计。　　多少年来,我们的媒体上总是在宣传：“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还有“教育是立国之本”等等很好听的口号。是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知识了,无论是经商、受雇,甚至是种田,知识都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一般而言,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就业的选择面越宽。对于贫困的人口来说,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大希望。　　我不反对竞争,也不反对市场经济。左翼和右翼的区别在于是否追求结果公平。但是,就连最保守的右翼也认为竞争要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起码尽量保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现在的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在力求起点和过程的公正；而民主主义左派执政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则更进一步,追求结果的公正。而在我国,不用说结果公正,就连最起码的起点公正都做不到。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则加剧了这种起点的不公正。学校本来是个学习知识的地方,任何公民都有权利接受教育。如果说文革时期以“出身”和“政治表现”作为上大学的依据是一种绝对的不平等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头十五年以成绩作为上大学的依据应当算做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平等（当然,以成绩取人也有缺陷,但那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模式话题了）,可如今,演变成了以金钱作为依据难道不是另外一种绝对不平等吗？！难道穷人家的孩子注定要在无知中生活吗？因此可以说,教育产业化是一股逆流,是极其反动的政策。　　教育产业化提高了教育的门槛。目前,一般高等院校一年的学费起码在５０００元以上,重点院校或热门专业则高达１００００元。取最低线５０００元来分析吧,它意味着什么？根据《２００１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蓝皮书》,１９９９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５８５４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２２１０元,最低一年学费分别是一个城镇居民一年收入的９１. １７% 和２２６% 。也就是说读四年大学,光学费一项就要花掉至少２００００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３年的收入,一个农民１０年辛劳所得。这还是平均水平,一些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不足１０００元；城市下岗工人最低保障线２４００元,他们的子女上大学,那真是比登天还难。　　值得注意的是,光交了学费不等于就能念完大学,现在一个学生在大学里的吃、穿、用、住,购买学习用具、报名参加各种资格、购买参考书等等开销,最低最低一个月也要花３００～４００元左右,一年下来少说也要４０００元。这样算下来,如今一个大学生读完四年大学,全部开销最少最少要３６０００元！这笔钱对于“神圣家族”的成员们来说,也许就是一顿饭钱,或者是夜总会里一次潇洒的费用。但是对于靠诚实劳动挣钱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就很无情了：对于小康人家,也许咬咬牙还能拿出来；对于一般工薪家庭,也许要节衣缩食好几年才能拿出来；而对于下岗工人和农民兄弟来说,这不啻是个天文数字。　　不止是高等教育。拜教育产业化所赐,幼儿园、九年制义务教育、高中……反正一切与教育沾边的,也都搭车涨价,成为了“赚钱的产业”。现在,上个幼儿园一个学期都要几千元,择个校要几万元,进了学校还有“培优班”、“快车班”、“特长班”……都张开大口,等着咬得你鲜血淋漓。怎么,你不交？难道你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进烂学校、进差班当三等公民吗？呜呼！只要你有了孩子,你就一头扎进了永远填不完的黑坑,直到榨得你灯干油尽。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极其不均衡。在中国,即使按照官方规定的很低的贫困标准,也有农村贫困人口３０００多万人,城市贫困人口１４００多万人,共计近５０００万人。另外,还有不少于５０００万准贫困家庭人口。这样两者之和就１亿人了。由于各级政府善于谎报成绩,实际上的赤贫、贫困人口只会更多。这些在贫困线上的家庭,其孩子上学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以沿海较发达的某省农村为例,那里家庭经济状况很不平衡,贫困和比较贫困的大约占３０% 左右。以此看,对这部分家庭的孩子一年收取１００元以内的杂费和书本费,尚可以艰难承受的话,略加抬高收费标准,这些孩子就有辍学的危险。较发达地区如此,贫困地区的孩子更加困难,因经济困难造成的辍学现象经常发生。　　二○○○年,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期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然而正如当年我国宣布“实现小康”一样,这个“普九扫盲”目标的实现,并不能改变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严重局面。由于这个所谓的“义务教育”仍然是要付钱的,而且收费标准越来越高,导致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小学生流失率、辍学率偏高甚至上升,不少农村学生由于交不起摊派而被逐出校门。根据前文中提到的《２００１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蓝皮书》中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官方认可的初中生辍学率为３. ２３% 左右,农村地区高达４. ２% ,有的地区辍学率甚至高达１０% 。实际上,由于中国各级政府一贯善于慌报成绩、掩盖问题,以及忽略外流人口子女、超生子女的就学问题,造成统计资料严重失实。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在一些并不算老、少、边、穷的地区,初中生辍学率也甚至可以高达５０% 。而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２００２年的一篇报导,中国半官方消息来源证实,中国实际小学辍学率高达５% 以上,每年产生５０～７０万新文盲。　　教育落后导致我国人口素质长期低下,众多的人口不能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只能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６年,只算小学毕业水平。至今,中国仍然有将近两亿人写不出自己的名字；另外有七亿人虽然可以勉强读懂报纸,但缺乏最起码的基础科学知识。２００２年,曾有人专门做过调查,到全国许多大城市街头进行随机抽查,被抽查者中竟然有９５% 的人回答不全太阳系九大行星的名字。教育状况相对较好的大城市尚且如此,教育薄弱的农村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２６% ,如此庞大的低素质劳动人口成为阻碍我国下层人民改善生活条件的“瓶颈”。由于缺乏知识,下层人民没有办法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也无法用知识反抗来自权势者的压迫,因此下层人民不但生活困顿,而且更容易遭受无法无天的权势者的侵犯。由于缺乏知识,下层人民不得不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收入低、工作条件差,而且可替代性非常强,往往人满为患。由于文化素质低的劳动力择业往往受到自身劳动技能的限制,因而想重新就业是非常困难的,故而形成了众多的失业、半失业人口。这也是我国下岗、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义务教育不仅仅是收费高的问题,教育质量也实在令人担忧。我在农村的一个表弟初中毕业后到城市来谋生,据他讲：他在小学的同学几乎有三分之一没有升入初中；而初中的同学则有很多长期不上课,到快毕业的时候才到学校交几百块钱领毕业证--这样的“初中毕业”会是什么样的素质啊！　　由于教育收费的超乎寻常的快速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赶不上教育开销的增加幅度,造成了很多普通家庭对子女上学开销的畏惧。事实上,对于一个靠诚实劳动挣钱的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教育费用已经与一个劳动力一年所得几乎差不多的地步,困难家庭和农民则根本承受不起。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富裕家庭子女受到很好的教育,而贫困家庭子女继续充当廉价劳动力甚至为争当廉价劳动力而互相竞争--贫富差距则进一步加剧--这是赤裸裸的社会不公正现象。　　根据我国的教育法规定：学校属于非盈利组织。教育改革特别是公立学校改革,其目标绝对不能使学校一切向钱看。但是现在可以说很多学校已经完全向钱看了。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费用,初等教育费用也是一升再升。按照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初等教育应当是免费的,在欧洲许多国家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全部是免费。而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乱收费,直接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和有关政策,搅乱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加重了学生负担,败坏了教育的声誉。它直接导致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或不安心上学,同时也引发了教育领域中腐败现象。而且进一步拉大了第二代的贫富差别,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我不禁想起了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这堵一夜之间修建起来的高墙,阻挡住了无数想奔向自由的人的梦想,数以百计的人在这堵墙下命丧黄泉。而今天,教育产业化下高昂的学费,正是一道无形的柏林墙,冷酷、横蛮地阻断了千百万穷人改善命运的希望和梦想！　　“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生监禁在自由的门槛？”（舒婷《船》）　　四、当谎言嘲弄真理　　时下“教育产业化”的开展,正可谓如火如荼。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向我们解释说,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实在是不太敢相信这些“不讲良心”的人的话了,因此为了弄清楚这个犬儒们从西天取经取回的“教育产业化”究竟是何方神圣,自二○○○年开始我就持续不断地对“教育产业化”这一溯源进行搜索。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楚“教育产业化”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不是我天生愚钝,无论是叫嚷实行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还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社会良心们,几乎所有参与教育产业化争论的专家学者都没有给我们以“教育产业化究竟是什么”的明确概念。事实上,争论不休的教育产业化的意义越来越含糊不清,以至于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林杰教授专门撰文指出：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伪概念和假问题。　　真是咄咄怪事！一项雷厉风行地实施的政策,一个犬儒们不厌其烦地论证其“好处”的教育产业化,竟然连概念都是模糊的！尽管无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身受其害的群众对教育产业化不断提出质疑,但教育产业化的鼓吹者们始终没有做出一项合理的解释,只是反复劝说大家接受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是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良方,云云。这好比一个人得了病,碰到一个江湖游医,江湖游医从他葫芦里倒出一粒药,说,"吃吧,吃了你的病就会好”。病人疑惑,问,"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江湖游医却避而不答这药的成分、药理作用是什么,只是一味地说,"这是西洋进口的好药,吃了你的病就会好的”--请问,这样的药我们怎么敢吃？然而,鼓吹“教育产业化”的江湖游医们,却不由分说地把这“洋药”灌进了我们嘴里,看到我们尽是痛苦的表情,就唠叨着说这是良药苦口。　　也多亏本人有些毅力,三年来不断查根问底,总算通过一些资料查到了“教育产业化”的溯源--美国斯坦福大学。那么这所大学究竟是怎样进行“教育产业化”的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斯坦福大学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专门开辟了一个以斯坦福大学和附近的伯克利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为核心的斯坦福工业园,使自己的教学、科研成就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经过几十年的精心打造,逐渐建成了一个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目前的硅谷,分布着３０００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机构,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还因其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全美尖端技术人员的五分之一。同时,也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更解决了教育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实践,被誉为“硅谷奇迹”,促进了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硅谷也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　　除去斯坦福大学以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也从教育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目标出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新型材料的作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研究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还分别建立起许多跨学科、跨院校的综合性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取长补短、互相协作,建立起集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知识创新、科技发明、高技术成果迅速转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诸多功能的,具有雄厚科技实力和巨大经济潜力经济中心。　　尽管这些国际知名的大学进行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对所有这些大学来说,始终坚定不移的是在教育产业化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决不允许动摇、改变大学作为保存、发展、传播人类普遍价值、人类文明成果的公共机构这一根本宗旨,也决不允许把大学从“追求真理的场所”变为“追求效益的场所”。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教授在谈到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成功的事例时指出：“科研、教学与工业的结合,不仅可以促进教学内容的迅速更新,培养年轻一代学生的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科研工作本身的发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威斯纳在就职演说中,解释了他们进行教育产业化时所必须坚持的宗旨：“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扩展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主义、任何正统观念、任何清规戒律和政治狂热使我们离开这个目标。”　　任何明眼人一望便知,人家的“教育产业化”是要把大学的研究发展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以知识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提高研发能力。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样的“教育产业化”,这样的“教育产业化”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然而我们不明白的是：怎么在人家那里好端端的“教育产业化”,经我国的犬儒们“引进”以后,竟然变得驴唇不对马嘴？怎么中国的精英们鼓吹的教育产业化,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涨价”？　　可见,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化”与西洋正宗的“教育产业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目标简直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当西方国家的大学通过“教育产业化”如虎添翼、生机勃勃之时,我国的大学却通过“教育产业化”变成了“谁出价高,谁买教育机会”的、乱糟糟的拍卖场。大学本身通过拍卖教育机会成为了“赚钱”的行当,知识分子的良知、大学的精神、社会的期待、国家的前途都被我国这些“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们明码标价,放在货价上喊价出售。而那些出不起入场券的穷人,连进这个拍卖场的机会都没有。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那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是不折不扣的假冒伪劣产品；在中国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手！　　俗话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教育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后备力量。现代社会的任何进步与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因而也离不开教育。教育成了振兴一个民族强大的力量。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世界最重要的竞争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也就是人才的竞争,因而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教育是民族的未来,是各项事业的基础。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弱则国弱。要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是必备的前提。因此,我国政府早就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早就是老生常谈了,相信所有在台上、有权有势的人都能对此讲出个头头道道来。然而一旦付诸实施,所有的权势者似乎都“忘记”了这些熟悉但却正确的道理。请看,某位声名显赫的科学院院士在谈到高中及大学教育时,是怎么说的？他说：“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在原则上,其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瞧,我们这些愚民真是顽冥不化、头脑混沌,以至于需要我们这位学识渊博的院士出来“澄清”,来为我们指点迷津。　　好一个“办学经费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仿佛这个国家的财富不是“人民群众自身”创造的,仿佛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人民群众自身”从自己的劳动果实里缴纳的。请问这位拥有“院士”头衔的犬儒,政府是不是会点金术,能够把顽石化作金条？这位戴着“院士”大帽子唬人的白痴,连政府的财政收入取自人民的基本道理都不懂,还有什么脸再当院士？小平同志说过“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我看一点都不假,培养出这样不知羞耻、不懂天理人伦的“院士”来,不正是教育的失败的活教材吗？　　犬儒们关于教育的奇谈怪论确实是五花八门。根据我搜集的资料,这些歪理邪说大约可以分作三类：“国际接轨论”、“投资收益论”和“教育成本论”。下面,就让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些奇谈怪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首先看看“国际接轨论”。近些年,与国际接轨是使用频率最高、最时髦的一个词了。持这种论调的犬儒们为涨价辩护时,根据学费涨价后大学最低学费占生均培养成本三分之一左右,与美国大学学费占培养成本的比例大致相当,恬不知耻地炫耀我国高等教育在收费标准上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而已经“接轨”,是国际通行标准。这种“接轨论”听上去倒是象很有道理。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根据本人的了解,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从来就依据各国福利水平的差别而千差万别,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国际标准”！俄罗斯、芬兰、瑞典等一系列国家,大学教育就是完全免费的；意大利等国家,高等教育是象征性收费；相比之下,美国的学费属于比较昂贵的,但是美国大学中行政管理人员非常之少,也就是说,吃闲饭、养闲人的现象非常少。而在中国,大学中冗员（不从事教学的政工和行政管理人员）非常多,大学生培养成本中用于养闲人的开支占掉了相当一部分。养活这些无所事事却以整学生为乐的闲人却要学生支付,这恐怕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吧？我真是感叹天下竟有这种寡廉鲜耻之人,科研水平、教学水平、管理水平,跟人家相比差了好几个档次,不急于在这些方面与国际接轨,却急不可待地要在学费上“与国际接轨”！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犬儒跑到国际上,究竟是“接轨”呢还是“接鬼”？　　犬儒们津津乐道的第二个歪理邪说是“投资收益论”。他们说,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个人,交学费是私人为自己所作的教育投资,所以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涨价自然是理所当然。的确,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但是,知识也是全人类的力量,知识也是全人类进步的阶梯。难道国家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难道社会不是教育的受益者？难道教育不是国家对未来的投资？难道一个高素质的国民群体比一群低素质的国民对国家的振兴和发展不是更有利？难道公民在纳税时不包括自己对教育的投资？至于“谁受益,谁投资”的所谓“原则”,更是一个伪原则。比如说婴儿吃奶,婴儿自然是受益者,请问犬儒们怎样让婴儿投资？莫非鼓吹“教育产业化”的犬儒们一生下来就懂得投资？那么这些人的确是经济天才了。婴儿不会投资,但婴儿懂得长大以后回报母亲,正如学子学成前无法投资,学成后就可以报效祖国一样！可见,犬儒们的“投资收益论”完全是一种避实就虚、敷衍塞责的无稽之谈。　　犬儒们成天挂在嘴皮子上的另一个歪理邪说是“教育成本论”。他们说,根据计算,每个大学生平均的培养成本是每年两万元,即使是涨价后的５０００元学费水平,也并没有体现出高等教育“优质优价”原则,意思是价还涨得不够。依我看,这些标榜自己“不讲良心”的犬儒们实在是太仁慈了。不过细心人不难发现,这些仁慈的犬儒在分析成本的时候,似乎忽略了几点：第一,是前面提到的冗员闲人腐败侵占教育成本问题；第二,学生在明码标价的学费之外要交的其他费用,这些费用一点不比学费价格便宜,还有专为赢利而开出的远远高于“成本”的“赞助费”、降分数费、选“热门”费等等；第三,中国大学生在交纳了巨额教育费用之后,得到的并不是“优质”的教育,而是一百多人一个班的混乱秩序,落后的教学条件和陈腐的知识。一句话,中国高等教育简直是高价买劣质产品,这跟坑人的奸商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犬儒们也觉得自己的歪理邪说确实有些单薄,为了给自己壮壮声势,他们就利用自己寄生的官僚阶层赐予的话语霸权,纷纷戴上“舆论普遍认为”、“权威人士说”、“大势所趋”之类的大帽子,拉大旗、作虎皮,再据此做出“教育消费是老百姓最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　　　　　　雅科夫　

    在当代中国